河北补齐生态短板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

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年来,作为京津冀生态支撑区的河北在环境治理上积极补齐短板,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 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三地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如京津二产比例已经很低,而河北钢铁、煤炭、水泥、焦化等高排放行业仍占经济的大头。 2013年以来,河北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积极补齐短板,重点调整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燃煤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截至2018年,河北累计压减炼钢产能8223万吨、炼铁产能7529万吨、煤炭产能5801万吨、焦炭产能2604万吨、水泥产能7370万吨,推进214家企业退城搬迁。 为治理燃煤污染,河北省在廊坊、保定两地20个县划定11880平方公里“禁煤区”,实现散煤清零。目前全省累计完成清洁取暖改造535万多户,减少煤炭消费1330多万吨。河北对“散乱污”企业分类施治,2017年以来排查整治10万家,有效降低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 河北省发改委产业处处长罗玉辰说,2018年,河北省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跃升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标志着全省经济发展形成了新格局,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 大气污染治理起初几年,京津冀各城市“各扫门前雪”问题比较突出,如各地预警启动标准不同,尤其尾号限行不一给出行的人们带来诸多不便。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京津冀区域统一的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协调机制已经建立。 京津冀区域城市间合作,从最初的北京与廊坊、保定,天津与唐山、沧州结对合作的“2+4”模式,到后来包括京津、河北、山东、河南的“2+26”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协同治污,对区域大气环境改善起到重要作用。 过去京津冀三地工业行业排放标准曾存在较大差距,以钢铁为例,北京自2008年起已逐步退出钢铁业,而河北从2013年才开始实行相对严格的地方标准。 近年来,河北对标京津不断提高重点行业排污标准。2015年,河北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提出6市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后将特别排放限值实施范围扩大到全省。2018年,河北发布钢铁、焦化行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钢铁行业各工序排放标准达到国内排放标准的最严水平。 京津冀三地探索实施区域生态空间协同管控。近年来,河北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形成护佑京津、雄安新区和华北平原,优化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安全的格局。 “三地区域战略环评积极实施,逐步推动区域内产业合理布局。”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处长曹子洲说,“以2017年为例,河北全省实施矿山一级审批项目70多个,否决了27个,其中70%都位于张承水源涵养区。” 近年来,河北不断“补短板”,加强基层环境能力建设。全省2293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环保所,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街道)环保所全覆盖。全面构建起空气质量与水环境省、市、县、乡监测体系。推进大气环境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重点排污单位全部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大督察”“严问责”全面开展,环保压力层层传导。去年河北日均出动执法人数和执法检查企业数连续12个月排名全国第一,全省因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不力问责2952人。 “2013年,河北重污染天数为80天。就是说,那一年河北人有2个多月生活在重污染天气中。但到了2018年,这个数据降为17天。从2个多月到半个多月,可以看出河北大气环境的改善。”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主任王晓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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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酸雨呈减少趋势

近日,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报告指出,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明,气候系统变暖趋势进一步持续。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气候风险水平呈上升趋势。 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2018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981—2010年平均值偏高0.38℃,过去五年(2014—2018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 1961—2018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且年代际变化特征明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平均年降水量以偏多为主,21世纪最初十年总体偏少,2012年以来降水持续偏多。降水变化趋势区域差异明显,青藏地区降水呈显著增多趋势,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呈弱的减少趋势;本世纪初以来,华北、华南和西北地区平均年降水量波动上升,而东北和华东地区降水量年际波动幅度增大。 1961—2018年,中国平均风速和日照时数呈下降趋势,2018年,中国平均相对湿度和总云量均高于常年值,平均风速较常年值偏小。 1961—2018年,北方地区沙尘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1992—2018年,中国酸雨总体呈减弱、减少趋势;2018年,全国平均降水pH值为5.90,全国平均酸雨和强酸雨频率均为1992年以来的最低值。 2018年,全国平均植被指数与2011—2017年的平均值相接近,冬季、春季和夏季植被指数较2011年以来的同期平均值均略有上升。1963—2018年,中国不同地区代表性植物春季物候期均呈显著的提前趋势,秋季物候期年际波动较大;2018年,合肥站垂柳落叶期始期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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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护卫大江奔流

重庆市万州区上接忠县、下接云阳,区域内的长江干流长达80.3公里,并有25条支流,所辖水域148平方公里。大量的漂浮物包括树枝、树根、建筑废料以及生活垃圾等常常汇集在江面上,对江水造成极大污染。“若不及时清理,不但引发污染,甚至严重影响船舶的通行安全。”万州区环卫处副主任陈渝说。 万州区2003年开始成立清漂队,“当时全部采取人工作业,用撒网的方式打捞漂浮物,不仅效率低,而且有危险。”陈渝说,“从2014年起,我们购买了2台全机械化清漂船和2台半机械化清漂船,大大降低了人工强度,清漂效率大幅提升。现在全机械化清漂船每小时可以打捞40吨垃圾,是人工打捞量的10多倍,并且工作人员减少为每艘船3人。” 在陈渝介绍的同时,一艘履带式机械化专业清漂船正在江面上通过履带滚动循环的方式进行清漂,如同一台江面上的“吸尘器”,把临近的漂浮物吸进履带中,然后顺着履带滚动至船舱内的垃圾堆放区。“这些清漂船非常先进,配有机械履带和自动清漂网兜,具有动力强和清理范围广等优势。目前这4艘清漂船已经成为我们清理长江航道漂浮物的主力。”陈渝说。 时值汛期,受上游洪水影响,江面漂浮物增多。“万州段漂浮物最多时可达150吨,这4艘机械化清漂船可以完成90%以上的工作任务,基本可以保证江面清洁。”但陈渝也有忧虑,“污染的根源还是在岸上,作为环卫部门,希望各方面共同努力治理好长江。” 对此,万州区城市管理局机关党委书记袁昌斌说:“万州区所有的长江支流和干流都落实了河长制,全区共设置区级河长25名、镇乡级河长339名、村社级河长706名、水库库长196名,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长江治理的监管,切实把保护长江流域生态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科技进步、监管加强,社会各界对长江的生态保护也更为重视,居民环保意识明显增强,有了行动,青山绿水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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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文测站已11.3万处

据悉,我国目前已建立空间分布基本合理、监测项目比较齐全的水文监测站网体系,拥有各类水文测站11.3万处,包括水位、流量、降水和水生态等监测站点。 在地表水方面,我国实现了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水文监测全面覆盖。在地下水方面,监测站点(含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覆盖全国主要平原区和16个主要水文地质单元,平均站网密度5.7站/1000平方公里。建成覆盖各省级和地市行政区的水环境监测(分)中心333个。 水文水资源信息服务为开展行政区界水资源监测分析、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监督考核提供支撑;在处置堰塞湖、泥石流灾害以及突发水污染等涉水事务中提供应急监测和信息服务;通过互联网等发布实时水雨情信息,建立了中央、流域和省级水情预警发布系统,向社会发布洪水和枯水预报预警等,增强全社会的防灾避险意识。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介绍,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江河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保障了大江大河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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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分17类、341区管控海洋环境

今后,山东省周边海域将细分成自然保护地、海洋特别保护区等17类341个分区,实行海洋环境分区管控,各分区实行不同的环境保护要求。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印发《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按照陆海统筹的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绿色发展、依法治海、质量改善、广泛动员,推进源头护海、生态管海、协力净海、聚力兴海。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安德对记者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以《规划》为引领,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统筹陆源污染防治与海洋环境保护和修复,河海共治,分区管控,坚决打好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推动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稳中趋好。” 中国环境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董若义 每年3.6万吨污染物入海6%近岸海域劣于四类标准 山东省是海洋大省,海岸线总长3345千米,面积达4.73万平方千米。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崔凤友告诉记者:“围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全省积极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推进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力度。” 截至2017 年年底,全省已创建国家级和省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15个,建设省级以上海洋自然和特别保护区36处,形成较为完善的保护区体系。 “全省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总体较好。”崔凤友介绍,这几年,山东省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主要保护对象基本保持稳定。重点生态功能区中,仅黄河口、莱州湾和庙岛群岛三大典型生态系统呈亚健康状态。 不过,全省陆海衔接的环境保护目标、空间管控、总量排放及标准体系还不健全,部分入海河流监控断面水质时有超标。部分海岸带开发利用不尽合理,部分海域富营养化问题较为突出,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及服务功能受损较重。海洋污染涉及面广,环境风险不容忽视。 山东省海水质量监测结果表明,近5年,全省近岸海域海水质量状况总体稳定,呈稳中向好趋势,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全省近岸海域面积比例稳定在80%以上。但是,全省仍有近6%的近岸海域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主要分布在莱州湾等水体交换能力较差的区域。 此外,山东省尚有46个日排废水100吨以上的直排海污染源,每年入海废水总量逾6亿吨,入海污染物总量达 3.6万吨。全省38条省控以上入海河流中,还有6条河流为劣五类,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化学需氧量、总磷。 省生态环境厅张海莉介绍:“山东省立足全省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状况、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划、区划有效衔接,并在原有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融合,最终形成了《规划》。” 到2020年,近岸优良海水面积比例达到88%左右 “到2020年,全省海洋环境质量实现整体改善,近岸水质稳中趋好、海洋生境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应对能力显著提升,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得到切实提升。”这是山东省在《规划》中提出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按照《规划》,到2020年,山东省入海河流水质应持续改善,劣五类水体明显减少,达到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的目标要求;城市、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5%、85%;近岸优良海水(一、二类)面积比例达到88%左右;全省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40%,海洋生态红线区面积比例不低于20%。 为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因地制宜推进海洋污染防治,山东省依据《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对各类海洋基本功能区和生态红线区的环境保护要求,结合全省海洋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将海域规划成17类341个分区,进行分区管控。 这17类分区包括:自然保护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重要河口生态系统等。 记者注意到,山东省在《规划》中针对每个规划区,明确了所属行政区域、代码类型、规划区名称、面积等情况,并制定了具体的生态保护目标和环境保护要求,通过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生态破坏、实施生态修复等措施,逐步实现各分区的环境质量目标。 考虑到海洋污染防治的复杂性,《规划》特别提出,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部分现状水质较差、与目标水质有较大差距的环境功能区,或现状水质尚可但短期内经努力仍无法达到目标水质的环境功能区,应采取目标倒逼机制,分阶段逐步加严,实现水质的逐步改善。 “这部分环境功能区,规划期内可按照不低于现状水质或水质较现状略有改善的要求进行保护,但远期仍应按照使用功能稳定达到相应水质标准进行管理。针对近岸海域整治修复后给予保留的围海池塘区域,海水水质不得低于现状值。”张海莉介绍。 王安德对记者说:“《规划》的实施,对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决策、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省生态环境厅将积极督促沿海各级政府加强组织领导、保障资金投入、强化科技支撑,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公众参与,让保护海洋、珍爱海洋的意识蔚然成风,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的美丽海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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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排污口排查 确保一个不漏

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驱车1.5小时,又在长江上行船0.5小时。终于,重庆市长江入河排污口试点排查H34组及相关工作人员携带着无人船在洛碛镇昆仑化工入河排污口处与攻坚组汇合了。 两个排查小组的配合完成了一次高水平的排查工作。 “无人机天上飞,无人船水上测,排查人员岸边走,这个排污口查找的案例太典型了!”作为重庆市长江入河排污口试点排查综合保障组成员的龚贤军发出了这样的惊叹。“这次查找经历可以作为经验在以后的排查工作中推广了,无人机与无人船怎么配合,排查组成员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特别清晰。” 试点为什么选重庆? 据了解,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试点工作确定了江苏省泰州市、重庆市渝北区和两江新区为试点城市。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三峡库区,而泰州市在长江下游。前者排口的生活污水占比较大,后者的工业企业比较多。”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另外,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且属于重工业城市,排污口包含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混合废污水等多种类型。”地域上的代表性成为最重要的入选理由。 重庆市长江入河排污口试点排查工作于3月26日正式启动。据了解,重庆市试点范围包括渝北区长江、嘉陵江干流及两江新区内的嘉陵江段。其中,渝北区长江干流段主要分布在洛碛镇范围内,长度约16.6公里,而嘉陵江段长度约1.5公里;两江新区嘉陵江段约26.9公里。 重庆市排查区域包括上述范围内的所有人工岸线(城镇岸线、渔业岸线、临江工业岸线、江堤岸线、特殊用途岸线等)和自然岸线(滩涂、湿地等);所有通过管道、沟、渠、涵闸、隧洞等直接向长江、嘉陵江排放废水的排污口,所有通过河流、滩涂、湿地等间接排放废水的排污口。 细致、周密的排查,不仅为重庆市后期的排查工作打下基础,更为整个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积累经验。 “这一次的排查与以往排查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局限在现有政策对于入河排污口的规定,要勇于突破。”生态环境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站在水里看岸上’,只要是往长江里排污的‘口子’,就要查清楚、就要数明白,确保一个不漏。” 如何排查? 在排查工作组来到重庆之前,几项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分散在水利、交通、城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排污口信息资料被收集汇总,我们得以初步构建起入河排污口信息管理系统。”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队长刘芹介绍,“我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试点区域无人机航测,并由部卫星中心完成解译,获得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基于以上信息基础,重庆市还配合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和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使用无人监测船和智能机器人开展试验排查,初步形成现场排查技术规范,为人工全面排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覆盖”的技术排查使疑似入河排污口的数量增加了不少。在出发前,生态环境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叮嘱大家:“前期,我们通过无人机发现了不少排污口,这个数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口径统计的不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技术排查是做初步的摸底,为后期工作打好基础,那么“人工徒步排查”就是要深入现场,落实摸底情况,做到查漏补缺。 “重庆植被茂密,航拍识别效果有局限。”H32组组长宋鹭告诉记者,“我们组负责的区域内航拍识别疑似排口有3个,经过三天的现场排查又新发现一些排口。”3天围绕5个水库一周共约30公里,这是H32组留下的足迹。 高低起伏的地形,藏于深林中的山谷,还有数不清的台阶,排查工作组除了充分感受到重庆人的热情,还有极具山城特色的行走体验。 找准疑似排口,录入相关信息;沿河道仔细排查,分析判断排口情况。“拉网式”的排查方式是为了确保排污口一个不漏。同时,排查工作组还需开展排污口水质快检和流量估算。 一大早,各排查工作组带上水质快检试剂包、望远镜、塔尺、钢直尺与水瓢纷纷赶赴长江边与嘉陵江岸。利用三天的时间基本完成排查范围现场排查及初步监测,并根据现场情况,对疑难点进行查缺补漏,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这是重庆试点工作的目标。 “这双鞋都脏得不能穿了”,来自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梁子锐在第一天排查工作结束后指着脚上的“泥鞋”告诉记者,“我是H34组,也就是这次重庆水上组的成员,白天我跟着潘松岭组长从渝北区洛碛镇海事码头登船,沿着长江干流从下游往上游一路排查。” “在重庆这样的山林地区,水上组必不可少。它既可以作为岸上组的有力支援,还可以从水面直观岸线,查遗补缺。”来自生态环境执法局的潘松岭补充道,“在进行支流排查时,选取小的渔船或木船进行排查,效果还会更好。” 应对排查盲区,排查工作组实现“天地”结合、“人机”互补,“水陆空”三军大会战。对所有纳入排查范围的排污口,做到应查尽查、反复校核。排污口初步监测方案落实,做到水质与水量心中有数,为掌握污染物的入江总量打好基础。 试点排查积累了哪些经验? 3月29日,为期三天的试点排查工作圆满结束。35个工作组到了分享经验的时刻。大家一致认为,航拍识别部署比较细致,入河排污口排查APP上的疑似排污口几乎都能找到。这进一步呼应了后期工作安排,即试点之外其他城市5月底前完成无人机航拍方案编制,6月底完成无人机航测任务,并将航测结果报送生态环境部统一进行图像解译。 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现实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展现。H07组与H24组发现航拍识别的疑似面源问题和实际有误差,大部分疑似面源污染的实际可能是旱地或者灌木。人工排查让“真相”浮出水面。 H22组在交流中谈到,“丘陵地区地形地貌与北方平原存在较大差异,排污口形式多样。例如,有多个排口汇入一个排口,也有单一排口在下游分为多个排口,还有平时并无水排出的应急排口(如污水处理厂溢流口),以及建筑工地临时性排污等情形,都需要在后期人工排查时仔细甄别。” 在重庆,32个陆上组,2个水上组,1个攻坚组,分工协作,打好配合。生态环境执法局统一指挥,重庆市保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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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应处理好哪些关系?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是设立生态屏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然而,自然保护地在建立形成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类自然保护地边界不清、土地及相关资源产权不清晰、自然保护地管理边界不清、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是设立生态屏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 1956年-2017年,我国陆续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750处,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4.86%。这些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保护着90.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以及30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然而,自然保护地在建立形成的过程中也伴随出现一些问题,如各类自然保护地边界不清,交叉重叠,缺乏协调机制;土地及相关资源产权不清晰,自然保护地管理边界不清,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等。为做好新时期自然保护地生态监管工作,推动自然保护地健康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关键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处理好自然保护地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据统计,我国生活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人口有100多万,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内定居人口近7000人,周边社区人口平均数量为5万人,促进保护地社区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为此,笔者认为,可将减贫作为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保护区率先实现脱贫攻坚与污染防治攻坚的有机统一。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为了同时增强当地牧民参与生态管护的积极性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当地组建了由生态管护员组成的生态保护队伍,使牧民由草原利用者变为生态管护者,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事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让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国家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收益。据了解,建立国家公园以来,当地牧民每户平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 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关键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各级保护地在编制保护规划的过程中可体现发展方式,但前提是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把社会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范围内。 例如,四川省平武县返乡创业青年团体为了维护“熊猫蜜蜂”的价值,社区自主参与保护,自觉建立了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再如,三江源澜沧江源区举办“昂赛国际自然观察节”,在当地牧民向导的带领下,多国自然科学爱好者在规定区域发现记录包括雪豹等物种在内的多类群物种影像及分布信息,仅4天时间,这一活动为当地21个示范户带来了46万元的收入,在保护前提下,实现了自然资源向自然资本的转化。 处理好自然生态保护与原住居民文化关系 自然保护地保护的核心问题是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途径不仅包括现代保护生物学的措施,还要注重挖掘原住居民传统的保护手段,如以文化和传统信仰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保护。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态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依存、互相适应,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参考价值。通过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增强保护地居民节约意识、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对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游牧是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黔东南侗族地区禁伤蜘蛛和鸟类、禁捕食蛇和蛙、禁伐古树等禁忌文化,对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作用。 处理好保护地与周边区域发展平衡关系 自然保护地内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成为保护地监管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保护地及周边地区居民传统上依赖于自然保护地内的各种资源,严禁随意开采和开发后,当地居民的生活来源就可能被切断。这种发展不平衡会增加生态监管和地方工作的压力。 为此,应尽快完善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以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为抓手,围绕补偿主体、补偿依据、补偿数量、补偿形式等有关环节的问题进行研究。四川省青城山的生态补偿实践,是我国较早开展保护区生态补偿探索并取得成功的案例之一。成都市决定青城山门票收入的30%用于生态保护,随后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参照这一模式,实现社区与保护地和谐发展。 处理好当前保护与长远受益的关系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促进当代人和后代人在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方面的利益合理分配,是厚植生态文明建设基础的重要内容。 生态系统价值核算通过计算自然资源中生态资源的存量及服务价值,将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货币化”,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在代际间合理分配。例如,福建省厦门市、云南省普洱市等地积极探索生态系统价值核算方法,并陆续公布核算结果,地方政府在掌握当前“家底”的同时,谋划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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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改善水质可增强珊瑚礁恢复能力

近日,英国《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暴露在较差水质中的珊瑚礁受干扰后的恢复速度较慢,且更易受到珊瑚疾病的感染。但研究发现,改善当地水质或能帮助部分珊瑚礁更好地抵抗气候变化引起的白化,不过,这并不足以拯救那些最具标志性的珊瑚礁。 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已经对大堡礁的大片区域造成了破坏。大堡礁未来的恢复力将取决于其抵抗干扰的能力以及珊瑚消失后的恢复能力。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研究人员阿伦·麦克尼尔及其同事,此次运用1995年至2017年期间从大堡礁46处区域收集的珊瑚覆盖数据,评估热带气旋、疾病爆发以及珊瑚白化引起的破坏对大堡礁产生了哪些影响。此外,研究团队还考察了大堡礁对不同破坏程度的修复能力。 他们发现,河川径流导致的水质差是珊瑚修复的最大障碍。研究表明,水质较差海域的那些珊瑚实际上更能抵抗珊瑚白化,因为穿过混浊水体的光线较少;但这些珊瑚在白化后的恢复速度更慢,对疾病爆发也更为敏感。 研究团队认为, 水质改善6%至17%或能减缓部分近岸海域珊瑚的预期白化速度。虽然这一改善水平在当地政府的改善计划范围之内,但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研究人员还提醒称,仅靠改善水质依然无法保护大堡礁外陆架最常见的热敏感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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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水河治污走捷径,甚至为回避问题调整考核断面

2016年11月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广东省水污染问题突出,管网建设没有落实规划要求。为此广东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确:到2020年,确保地表水省控断面达标比例从2016年的77.4%提高到85.5%,全省基本消除劣V类断面。 漫水河是北江一级支流,全长75公里,流域面积792平方公里,流经肇庆、清远、佛山三个城市,从佛山市三水区汇入北江。该河水质逐年恶化,从2014年的Ⅲ类下降至目前的劣Ⅴ类。2017年漫水河河口断面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年均浓度较2016年分别上升86.4%、57.9%和59%。 针对水质恶化问题,2018年6月14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副组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带领督察人员对漫水河治理情况进行了督察。督察发现:漫水河治污走捷径,禁养区清理搞变通,甚至为回避问题而调整考核断面。 一、河上治污走捷径 现场发现,在三水区南山镇漫水河入北江的河口断面上游约50米处,有一个曝气增氧机正在曝气,附近还有一台推流器。据现场工作人员反映,在河上安装曝气增氧机,可以提高下游监测断面溶解氧浓度,从而达到断面考核要求。    在督察组进一步追问下,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水质监测实施采测分离后,由于不清楚具体采样时间,所以曝气增氧机一般在正常上班时间,即每日上午8点到12点和下午14点到18点运行,以保证采样时间断面溶解氧指标会好看一点。 经进一步调阅资料发现,南山镇还专门与一环保公司签订合同,合约期为4个月,要求环保公司保证考核断面溶解氧大于5mg/L。据了解,在三水区南山镇还有1处曝气增氧装置,紧临南山镇的大塘镇也有3处安装了类似装置。 佛山市及三水区在漫水河治理上,没有在削减入河排污量上下功夫,而是采取在监测断面上游加装曝气增氧机的办法,虚假整改,应对考核,治污“走捷径”的问题十分突出,影响恶劣。 二、放松要求打折扣 2016年11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指出,珠三角地区禁养区仍有1058家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加重区域水环境污染。广东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到2017年年底前完成禁养区畜禽养殖清退工作。但督察发现,在漫水河沿岸禁养区内仍有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迳口猪场尚未关闭,该场现有1400头母猪,年产仔猪10000多头。根据《关于同意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清新分公司迳口猪场生产经营保留至2022年底的批复》,南山镇擅自将位于禁养区的迳口猪场清退时间从2017年底推迟到2022年底。 三、回避问题调断面 漫水河河口断面是漫水河汇入北江前的最后控制性断面,2018年以前漫水河只有这一个省考断面,考核标准为Ⅲ类。但为考核肇庆、清远两市治污情况,广东省有关部门2018年在漫水河上游肇庆与清远交界处设置淘金井断面,考核肇庆市;在清远市与佛山市交界处设置三青大桥断面,考核清远市,而将漫水河河口断面作为一般监测性断面,不再作为省考断面。 经调阅资料发现,新设置的淘金井和三清大桥断面,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水质均为Ⅱ类;而佛山市三水段恰恰是污染最重、水质下降最快,应该重点治理并监控考核的河段,却不再设置考核断面。如此在不采取任何污染治理措施的情况下,全省考断面达标数量增加两个,不达标数量减少一个,水质达标率就能提高。   此外督察还发现,漫水河河口断面周边环境脏乱,垃圾随地堆放。距漫水河岸仅十几米处的禁养区内还有一个存栏100头左右的养羊户,另有一家陶瓷原料厂,直到督察组到来时才临时停产,没有任何污染治理设施,原料随处堆放,厂区泥水横流,一片狼藉。  从督察情况看,佛山市三水区及南山镇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认识不到位,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南山镇政府为了应对水质下降问题,没有大力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仅做表面文章,走捷径、搞变通,影响恶劣。 三水区在禁养区清退中未严格执行广东省整改方案要求,擅自降低标准,放松要求。 广东省有关部门将漫水河河口断面调出省级考核断面,既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也不利于漫水河污染治理工作。 针对上述问题,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对可能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失职失责情况,将依法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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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三清四到位”与河长制的落实

河长制是治水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也是推进水体长治久清的长效性制度。目前,我国已全面推行河长制,大大小小的河都有挂名的河长,但各级河长在如何履职、解决问题、发挥实效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一些河长有名无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切实将河长制落到实处。 浙江省是最早开展河长制试点的省份之一,2008年,在湖州长兴率先开展河长制试点;2013年底在全省全面推进河长制;2014年,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要求,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同时层层设立河长制办公室,实体化运作;2017年,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成为全国第一个河长制地方性法规,科学设置河长责、权、利,规范河长制运行体系,实现河长履职有法可依。目前,浙江约4万条河流及湖泊共设立了6.1万多名河长,其中6名省级河长、260名市级河长、2772名县级河长、19358名乡镇级河长、42120名村级河长。同时,率先在全国实现河长制信息化全覆盖,推进各级河长履职情况电子化,并纳入年度考核范围。 浙江省在推进河长制过程中,一直积极探索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制度设计,让每个河长各司其位、各尽其责,切实将河长制落到实处,核心就是落实“一定三清四到位”要求。 “一定”就是定责任人 河道属于公共资源,明确责任人,包干到人,可避免公地悲剧,这也是河长制最基本的内涵。大河有大河长,小河有小河长,各河段有各河段的河长,不同级别河长履行不同的责任。 浙江省还将河长制进行延伸,河长负责的水域,除江河、湖泊、水库,也涵盖沟渠、水塘等小微水体。其中钱塘江、瓯江、曹娥江、君溪、飞云江、运河等6条跨设区市主要河流的省级河长由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6名省级领导担任。 作为钱塘江流域的省级河长,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在担任河长后,高标准部署治理工作,完善河长制长效机制,协调重点问题,加强巡查和调研,共与省级有关部门人员实地调研和督查钱塘江流域治水工作十余次,并多次主持召开钱塘江河长制工作会议,召集钱塘江流域各市、县、区级河长和相关部门,总结分析钱塘江流域治水工作,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部署落实下一步河长制工作。2018年以来,钱塘江流域地表水省控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断面也均达到考核要求。 “三清”就是要底数清、职责清、范围清 “底数清”就是了解河道的基本情况,包括岸上入河排污口、主要工矿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农业面源、河流汇入、上游水电站等情况,河道底泥、河道水质等。 “职责清”就是明确河长河道“管、治、保”三位一体职责,不同层级河长承担不同职责。其中,省级河长主要管流域,负责协调和督促解决责任水域治理和保护的重大问题;市、县级河长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相关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责任水域治理和保护方案;乡、村两级河长协调和督促水域治理和保护具体任务的落实,做好日常巡河工作。 “范围清”就是每个河长必须明确自己履职范围,包括河道的范围、对应流域的范围,并要了解掌握上下游情况。比如在丽水市松阳县,为保护“母亲河”松阴溪,县委书记、县长作为县级河长以身作则、亲自带头,各级河长积极响应、履职尽责,高频次开展巡河,用脚步丈量水情,掌握区域水系源头、水质现状、沿岸污染企业、周边畜牧养殖、村庄生活污水排放、洪水隐患等各方面情况。并由专人汇总梳理河长巡河记录,在原有村镇规划图基础上进行标注,形成了以河道为轴线、展现完整水资源状态的河道水情图和村庄水情图,做到了哪个入河口存在工业污染、哪个地方污水尚未纳管到位、哪家养殖场没有整治提升到位等治水信息“一图掌握”。多年来,松阳各级河长累计巡河逾6万公里,手绘河道水情图34张,并以此“挂图作战”“按图索骥”,发现解决了河道水环境问题800余个。如今,松阳县域水环境状况明显改善,松阴溪出境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标准以上。 “四到位”就是巡查监督到位、发现问题到位、信息处理到位、问题解决到位。 “巡查监督到位”就是要求乡、村两级河长按照规定频次,日常巡河工作必须到位,各级河长按照职责监督工作必须到位。 “发现问题到位”就是要求河长通过现场巡查、数据化管理平台等各种手段,及时发现河道存在的各类问题。 “信息处理到位”就是要求河长按照职责权限,及时处理河道相关信息,自己职责权限内的信息及时落实处理,不在自己权限内的信息及时上报上一级河长或相关部门。 “问题解决到位”就是要求河长对发现的问题,在处理权限内的及时落实整改,需要上报上级部门或部署下级部门落实整改的,及时跟进,确保问题解决到位。 金华东阳市泗渡溪南市街道流域河长王小平在履职过程中就做到了“四到位”。雨鞋、火钳、编织袋、手机,是他的巡河四件套;到村口看溪岸、到溪源看企业、到桥头看溪水、到污水处理管网看终端,是他的“四到四看”巡河经验。每到一处,王小平都会用火钳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装进编织袋带走处理,用手机拍照记录下发现的问题上传巡河APP落实整改,做到随查随记、随督随改。通过多年努力,他和泗渡溪流域各级河长一起,让昔日脏乱黑臭的泗渡溪焕发新生,蜕变为如今水清岸绿的“美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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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引入互联网思维——聊城首家邮农场项目启动

  □本报记者 于伯平 本报通讯员 杨 月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干么咱干么。”一句俗语道出了传统农业的“痼疾”。然而,随着“互联网+”大潮涌动,人们眼中最接地气的农业与最新潮的互联网之间,正在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 12月10日,全市首家邮农场丰信邮农场项目在冠县范寨镇启动。这标志着“互联网+”作为互联网思维的落地实践模式,已经开始在我市农业领域开花结果。 什么是邮农场? “邮农场服务平台,确实为老百姓解决了种地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在谈起新模式的优点时,范寨镇宁辛庄村服务专员王美英介绍说,农技专家当场给庄稼问诊,每亩地打多少克药、配多少水、怎么打,都讲得很明白。目前,我们村150多户村民对这一服务都非常认可。 当前,服务“三农”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精准度不够。一些“三农”服务项目的实施方不了解或没有能力满足农民的切实需求,而农民的迫切需求也很难找到适宜的服务主体。而邮政企业具有流通服务全覆盖的先天优势,并形成了以通信、物流、金融为主的三大业务格局,有实力向社会综合服务层面拓展和深化。 “邮农场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农技服务深度融合,建立起天上有网、地里有人的立体服务体系,帮助农户实现科学化种植的模式。”丰信邮农场项目组成员王浩说,邮农场以“互联网+农业”的方式为农户提供种植方案、农资精选、田间巡查、技术指导、灾害急救等一站式种植服务,实现农业种植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如何服务于民? “农村淘宝、京东、苏宁……”近年来,不少优质农产品在这轮互联网风潮中搭上电商快车畅销全国。然而,“互联网+农业”绝不只是发展农村电商。互联网与农业的“联姻”,也远非开个网上地方馆、点击鼠标接入那般简单。 作为全市首家邮农场项目,丰信邮农场将互联网思维引入农业,在“新农业”的蓝图中,将技术专家、农科院、种植专家等进行整合,让数据在产业重塑中“活”起来,让农业开始变得“会思考”。“农户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农场公众号,时时享受农事提醒、农技咨询、科学种植知识学习等服务。”王浩介绍,邮农场用科技的力量挖掘增收潜力,加快“智慧农业”发展,将农民从体力活、苦累脏中解放出来。 更重要的是,邮农场项目通过互联网的发展理念和创新模式,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和组织形式,改变了农村和农民的面貌,让农民成为有奔头、令人羡慕的职业。 为乡村带来什么? 预先取之必先予之。所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流行都要看能为社会带来什么。邮农场项目更是如此。 “现在,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的多,劳动力少。作为村里的带头人,我有责任通过邮农场这个服务平台,让村民省时、省力、省心。”范寨镇小井村党支部书记左玉俊说。当前,土地流转、种植托管是大势所趋,也正因如此,范寨镇的村民都非常乐意参与到邮政农平台中来。 于农业而言,邮农场项目全面使用手机终端进行信息采集和服务管控,加速了农业信息化进程。科学化的种植管理能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加强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于农民而言,专业的专家团队、完善的种植方案、健全的农民培训体系、信息化咨询和管理手段有助于农民向职业化转变。同时,邮农场项目可以带动就业,集约化土地管理产生剩余劳动力,托管服务可解决外出就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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